那么，有没有必须征收的情况呢？应当说有。

这表明，可能给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的，不仅有公民权利，还有国家权力。我国宪法第51条关于利益与权利的区分对宪法理论和宪政实践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将社会性的共同要求作为权利成立的唯一条件而假定它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先性，似乎已经抹去了权利中的自然法因素，否认权利存在的天然正义性与合理性而将社会性的共同要求（事实上是多数人的要求）视为正义的代表，这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或许将从根本上妨碍我们真正理解权利的本质——一种作为个体存在的客观价值。这种来自外部的权利对权利的侵犯（个人权利对集体权利的侵犯），由于彼此间的平等地位，使集体权利可以被视为一种扩大了的个人权利，适用权利与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实证法需要自然法的引导，自然法要求对人权之侵犯，不得过度。[7]李步云主编：《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页。[12]而有些权利的存在是以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害为前提的，如公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救济权等要真正实现，都可能使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蒙受一定损失，如需要国家大量拨款，需要人们献爱心，需要全社会付出人力、物力的巨大代价等等，而这些正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集体对集体的侵犯可能是一种利益侵犯，也可能是一种权利侵犯，因为集体与集体是平行的，集体权利是相对于其他集体或国家而存在的。合法的家长式统治是根据父亲最明白事理的前提假设，认为国家对个别公民利益的理解经常比公民本人更高明一些，它就像一个‘替代父母，是这些利益的永久监护人。应属行政学详细讨论之点，则著者不得不认为非法学的问题，而勉力避之矣。

我们进一步认为，目标规划、动力规划、体制规划和路径规划是战略规划的四个支柱。要正确对待、充分估价和有效发挥人民群众作为行政法制建设的动力源泉的决定作用，理解和适应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人权保障的坚定性、法治追求的彻底性，而决不能将其与政府行政对立起来。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厦门PX化工项目受阻停工迁址事件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样本。

行政组织法的原则、内容、结构、程序和力度等要素和面貌均将焕然一新，组织法制的刚性约束将更加强化，行政组织法制地位更加突出。石东坡，男，1970年生，河北无极人，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

要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之中就是尊重、适应和引导人民民主，并实现人民民主的组织化、法治化。在行政法学的发展上，有学者认为，在看到使居于行政法学核心地位的解释论走向了与立法论并重的局面，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同时，也有学者主张要警惕把行政法学带向无边际、无所不包的学科的危险境地。而这样情形之下的政府职能结构化变革的重要冲击不在于程序变化和行为改变，根本上是通过政府的组织再造实现对于政府职能演变的适应和确认，要进一步在政府的社会建设和公众服务职能部门、经济调控和产业引导职能部门、公共财政税收汲取和支付管控部门以及自身成本绩效控制的管理机构等的改革之间予以协调统筹。服务型政府的实质是通过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以取得存续和发展，是政府赢得存在价值和正当性质的唯一根据。

第二，在监督行政法上，要特别以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行政法治发展战略在主要对于政府实现自身的法制化存在和法治化监管、治理与服务做出要求和安排的同时，还必须和必然要对于与之相关联的社会治理力量与机制、监督制约体制与效能等进行筹划与协调，因此，行政法治发展发展战略和政府法制工作部署不可同日而语。[3]有关分析参见袁曙宏：《法治规律与中国国情创造性结合的蓝本——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理论精髓》，《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

现在可以主要参见杨建顺主编：《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日本的阿部教授和大桥教授均具有明显的法律政策学倾向，阿部甚至是鲜明的倡导者。

因此，法治政府的理念与原则、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志和指标体系、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内在关系、法治政府的制度体系及其内在结构、法治政府的价值准则和战略策略等一系列方面是行政法治发展战略探讨的具体问题集群。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监督行政法是行政法律制度体系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一般行政法和部门行政法是行政法制体系的两个构成层次。

间接目标或者说最终目标同时也是政府存在的价值，即人权、民主和自由等。第三，在部门行政（法）中，政府公共服务得以具体实现，因此，部门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新建构，比如社会行政法、文化行政法、环境行政法等部门行政法的发展，[8]特别是包括上述在内的给付行政法领域[9]，甚至传统的行政法中的基本部门行政法制——警察（行政）法的发展都将、都应成为行政法治发展战略布局中的生长点。（五）行政法治发展战略重点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的重心调整的显著表现——加强行政组织法制建设，将是建设服务型法治政府的重要支撑点和关键着力点。平衡论，按照其首倡者以及主要论者的分析和见解来看，依照我的阐释和参悟：第一，是立足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基本主体结构和权利义务结构以及制度规范结构的矛盾分析得出的本体意义上的平衡，这种平衡具有潜行于追求自身实现的客观的历史演进，是行政法治及其实践的内在的基本规律。第一，应当清醒地将我国行政法制发展定位于基础阶段，富有质量的法律制度的建制仍然是一个基础的长远的工作。其次，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的思考又并非在给定的行政法律制度面前思考和处理具体制度的实现程度与社会效果问题的行政法的法律政策学[2]、特别是法社会学。

（二）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目标我们认为，在一般意义上，针对一定主体的实践活动秉持战略思维、应用战略思维展开的认识活动至少包含了三个阶段：第一，战略判断阶段，即认知实践环境、实践结构和实践过程等方面的阶段，这是在纯粹的认识关系上。（殊不知西方国家的正当程序原则和自然正义原则在宪政精神上是包含实体意义上的要求的。

这是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的一切权力的来源与归宿的问题。理应在行政法治发展中作为更加突出的、最为基本的评价指标。

第二，在制度建设上，要高度警惕、着力防范和有效克服制度失灵与泛形式化的消极后果，必须强调和突出行政法制的秩序重建与价值共识的双重功能，增强行政法律制度的实质合理性与内在吸引力，促使行政法律制度优先要能够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之间形成呼应，防止现在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蔓延的制度齐备、违法泛滥、制度上网、领导下岗的窘境。一个宪政法治的政府，政府权力应当保持积极的服务心态（而不只是姿态）和谦抑的行动心态以及宽容的观察心态。

毕竟若干主要的法典尚或缺失、或缺憾。第二，行政法治发展战略尽管试图对于行政法制实践进程的重大、关键和长远问题给予富有历史经验和前瞻思考、富有辨证精神和科学考据、富有价值正当和操作保证的抉择和部署，但是毕竟只是在认识和顺应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弘扬理性、靠近价值的一种主观努力。必须进行针对政府自身的革命。而对是否服务型法治政府的评判，分水岭就在于政府正当职能的法律表现及其信守状况。

并明确将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新任务。廉洁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基础评判、基本标志和底线要求。

这在实现民主、保障人权方面、特别是在推动政府积极履行必要职能和法定职责、强化民主监督和权力制约的方面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应予重视。通过决策参与机制引导社会公众理性表达和积极参与到政府法制建设中来。

马存利、韩平：《纳税人诉讼适格问题研究——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第三，我们认为，首要地是着力解决行政法制中的组织法制、实体正义与监督合力等更加急迫的问题。

服务是一个关系范畴、价值范畴和实践范畴。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沟通的制度安排，形成一个各方面利益相关人充分表达其利益和要求的听证过程和审议平台。这是一个通过诸多看似微观点滴不足道的个案在积累和储蓄法治的经验与力量的积极态势和良好趋向。最后，行政法制建设是对于行政法制体系的全面革新和统筹构建。

而这就是一个实体——对于社会利益资源以及程序机会可能的设定标准与结果的问题，应当遵循正当的程序，但是同时更应遵守正当的实体规范。）在维护社会稳定、协助行政执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充分性、针对性、时效性和便捷性。

施正文：《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服务型法治政府不是全能型政府、不是经营型政府、不是统制型政府、不是偏私型政府、不是人治型政府，而是民主的政府、适度的政府、有为的政府、效能的政府。

当然，其他观点的科学合理成分也是不可否认的、甚至和这里归纳在所谓平衡论项下的一些价值目标和分析单元、以及对于行政法治的内在结构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也必然要有阶段的和结构上的主次和缓急的区分。